雪域高原上的青春岁月
总署机关 马玉珍

  1960年5月,响应组织号召,我和丈夫报名参加了西藏支边。9月乘坐北京开往兰州的火车,开始了进藏的漫漫征程。

  进藏途中,我要是不那么早昏过去就好了

  10月1日,从兰州乘火车,沿兰新铁路,经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镇,到达峡东。峡东是青藏公路的起点,我们下了火车之后,改乘解放牌大卡车。大卡车上有帆布篷,可以遮风挡雨。行进在1900多公里的青藏公路上,最令人尴尬的不只是没有厕所,更不习惯的是沿途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旅馆和招待所。每到一站,驻地像是一个简陋的工棚,里面用木板搭成一个长长的大通铺,不分男女都睡在这通铺上,我和另外两个女同志硬着头皮躺下。既没有被褥,也没有枕头,大家只能囫囵个和衣而卧有人枕胳膊,有人把鞋脱了上面盖上帽子枕着,但没过一会儿,枕胳膊喊胳膊疼,枕鞋的脚还冷。也有极度疲劳不声不响倒下就睡的,磨牙的、打呼噜的、说梦话的什么动静都有,苦了我们几位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同志。过了敦煌、翻过当金山口,经过青海北部的沼泽地和沙漠,到花海子、大柴旦、小柴旦,车上多数人开始感到不舒服,出现了高山反应。从格尔木出发,继续向西南方的昆仑山脉进发,这里是青藏高原的青海南部高原,占据了青海省总面积的一多半,海拔在4500-5000米以上,终年积雪,几乎没有无霜期,当汽车行进在昆仑山口时,一车人个个都面色青灰,有的紧锁双眉,紧闭双目,那难受的样子不可言状,人人呕吐不止,边吐边呻吟。我也觉得胸闷恶心,但没有呕吐,只是觉得头疼欲裂,耳朵里要钻出什么似的,好不容易又熬过一天,天黑来到驻地,听队长说这里有米饭和土豆吃,可是大家都被高山反应折磨得没有了食欲,也没有几个人去吃,同志们都狼狈不堪,栽倒在“工棚”的通铺上。我在通铺躺下,一股烟味、臭味和呕吐之后的酸臭味混合在一起的令人作呕的味道熏得我难以入睡,似乎五脏六腑都在不停地翻个,四肢骨头节酸痛难忍,耳朵“唰唰”作响,感觉头涨得斗大,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上车时,搞到头重脚轻,全身无力,像是要飘起来。车出昆仑山口,沿着唐古拉山向西南方向行驶,不一会儿,我觉得浑身酸疼,软弱无力的身躯和脖子实在支撑不住“斗大”的脑袋了,不由自主地靠在车厢板上昏迷了过去……

  当我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带队进藏的队长和他爱人站在两旁,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你可醒过来了!”我迷迷糊糊地问:“这是什么地方?”队长说:“已经到拉萨了!”我想坐起来,队长的爱人马上把我按了下去:“你在发高烧,一路昏迷不醒,什么都不知道,刚才医生给你打针你都没有知觉,大家都担心你醒不过来。你别担心,他(指队长)已经替你到工委报到了,你就安下心来好好休息几天吧。”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亚东海关”于1962年5月10日正式挂牌。由于当时中印关系紧张,随时都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亚东全县干部群众都进入战备状态。1963年春,随着中印边境紧张形势的加剧,中印、中锡、中不边境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使亚东海关无事可做,上级经过研究指示:保留亚东海关牌子,但海关人员要陆续调离亚东。亚东县委批准王绮园关长、王秀英(王关长的爱人)、姜兴国、甄宜勃和我爱人刘自礼等六名海关人员调往日喀则海关工作。我也随亚东海关人员一起调往日喀则海关工作。在日喀则海关工作,是进藏以来我和丈夫刘自礼难得的团聚。

  火车上遇到的女同志问,你抱了藏族孩子来养?

  文革前,汉族干部还没有定期探亲或休假的规定,只有女同志回内地生孩子才给三个月假。在那浓厚的政治空气中,除了工作之外人们很少考虑个人问题。有一天王关长的爱人王秀英问我:“小马,你怀孕几个月了?”,我当时就没能马上答出来,掐着指头算了算才说:“快六个月了!”,“哎呀,你该请产假了,打报告了吗?”,我说:“没有”。王秀英着急地说:“还不快打报告?再拖就来不及了,组织上批准报告需要时间,找人接你的工作更需要时间,不能再拖了。”于是,我就写了请产假的报告。当我把产假报告递交给海关领导时,领导接过报告说:“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地委准备在下个礼拜搞一个文艺演出,每个单位最少出一个节目,你把咱们的青年人组织一下,看排练个什么节目。你要把这件事当成政治任务去完成。”

  我组织从上海海关学校来的几个年轻人排练了一个小合唱,他们非要我也参加,我说,我怀孕了,大着肚子上不了台。他们都说,谁也看不出来你肚子大,既然是政治任务,你就不能推辞。就这样,我带着六个月的身孕参加了演出,而且还是领唱。产假批下来后,在等待组织安排人接替我的工作时,王秀英陪我去日喀则医院检查,结果医生告诉我:“你最好别走了(指回内地)。”我着急地说:“不是说在青藏高原生孩子很危险吗?”医生说:“汉族干部因为不适应高原气候,生育时是有危险,但也不是绝对的,你想想看,你现在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七个月是比较容易早产的。如果你现在回内地,最少要坐半个多月的长途汽车,再乘火车才能到家,万一你在途中生了怎么办?我看你就在日喀则原地不动,一有感觉就来住院,医生守着你,总比在路上好的多。”

  医生这番话,让我打消了回内地生产的念头。回到单位,我即可向关领导汇报:“暂时不用急着找人接替我的工作了,我决定不回内地了。”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整个怀孕期间我没吃过一个鸡蛋,也没吃过一个水果,其他营养更是谈不上。机关食堂只有土豆、圆白菜和蒸不熟的米饭和粘馒头。孩子刚生下来时,又瘦又长,体重只有四斤多。孩子嗷嗷待哺,我因营养不良奶水极少,根本不够吃,既不能违反纪律直接到群众中去购买牛奶,国营公司也没有奶粉供应,当时真是心急如焚。好不容易找到几筒上海产的炼乳,可以兑水给孩子吃,我便谢天谢地全买了回来,给孩子救急。

  孩子刚出生那几个月,表面看来还比较正常,只是到了第六个月,才发现有点反常:我把一条花手绢给他当玩具玩,孩子拿着扔来扔去的,有时手绢落在头上就哈哈大笑,但我注意到他笑着笑着会突然停下来,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我慌忙抱上孩子去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后说:“是高山反应,孩子的心脏大得不能再大了!快送回内地去吧。”我当时思想很矛盾,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丈夫刘自礼一直在定日县扎点,顾不上孩子的安危,我又刚刚得到日喀则团地委“五好青年”的表彰,觉得刚得到表彰就提出送孩子回内地有点儿说不出口,也觉得愧对“五好青年”的称号。母爱和对祖国无私奉献产生了矛盾让我举棋不定,难以抉择。正在这时,海关领导主动找我谈话了,王绮园关长对我说:“听王秀英说,你孩子心脏扩大得厉害,我在找人接替你的工作,给你三个月的假期,把孩子送回内地吧,孩子的生命要紧啊,我已经通知刘自礼了,让他也回来,你俩一起送孩子,还能有个照应。”王关长的这番话,让我由衷地感激,我流着眼泪说:“您什么都替我想到了……”。那个时候,单位就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领导对下面的工作和生活了如指掌,随时随地给予关爱,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理由不听党的话,没有理由不拼命干工作。我听从组织的安排,不再犹豫,立即整理统计单据准备交接工作。

  交接了工作,我和丈夫刘自礼带着孩子,乘坐长途汽车,开始奔向内地。从日喀则到拉萨中途经过一座叫雪古拉的高山,据说比唐古拉山还要高,汽车行至半山腰,九个月大的孩子高山反映厉害,躺在大人怀里,哭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张着小嘴喘气,小脸由黄变青,喂水喂奶都喂不进去。终于到了拉萨,请拉萨海关帮忙到医院要了比枕头略大的一袋氧气,给孩子吸了两三分钟,孩子才睁开眼睛。孩子刚一缓过来,自礼马上关断氧气,为了留着到了唐古拉山和五道梁时再用。我们在拉萨运输站住了一星期才等到长途客车。从拉萨出发后,孩子不仅高山反应厉害,还添了拉肚子的毛病,在日喀则出发时,我准备了够用一个月的尿布,这下很快就用完了,尿布不够用了,就把我和丈夫的内衣撕了用,有时猝不及防拉了大人一身,车上也没有水可洗,好在一车的人除了同情之外,都没有嫌弃和怨言,二十多天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柳园,登上了新疆到北京的火车,上车后,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女同志不时用奇异的眼光扫过来。我便带着歉意说:“你是不是看我们一家三口太脏了吧?”。女同志说:“不,不,我就是看这小孩像藏族,你抱了藏族孩子来养?”我连忙解释说:“不是,是我生的,孩子生下来,找了个藏族阿姨(那时不叫保姆)带着,藏族阿姨就用当地的习惯带孩子,每天给孩子脸上擦点酥油,抱到阳光下晒,说是越晒越健康,就成了这个样子。”

  在天津安顿好孩子,请了保姆,就匆忙返回西藏。那一年,我是三十一岁的母亲,离别年迈多病的老母亲和不满周岁的儿子,那滋味可想而知。

  在那政治第一的年代里,我们的思想就是:牺牲亲情,牺牲个人健康甚至生命,为社会多做贡献才是人生价值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