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来“四种人”
1979年1月，农历新年来得特别早，来自珠江口的海风无遮拦地吹着。落成快两年的拱北海关旅检大楼的平房内，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撒着和煦的味道。
“春节大忙”，这是刚刚取消革委会的拱北海关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年头的文件上已经强调了这一点。19岁的郭蕾刚走上旅检岗位，和口岸查验台上的算盘一样，她也被卷入了忙碌的大潮中。上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精神正在内部传达。但对拱北来说，对外开放显然还是个全新的话题。这个珠海县的小渔村里，正在严厉打击越境或泅渡到澳门的犯罪行为。
宋庆龄手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树立在拱北口岸，金光闪闪。这里一直被视为坚固的堡垒，是防范隔壁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保卫”前哨，使命重大。从澳门古老关闸逶迤穿行后准备进入内地的旅客，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拖着大件小件的行李，吵吵嚷嚷，排着长龙，有些焦灼地等着通过海关。行李中的物品，透漏着外部世界的新信息。
返乡的华侨陆续带进捎给乡亲的年货了。一人几大袋子，算好了账，还担心回去后不够分。一件新潮衣服，一块电子手表，都让华侨觉得很有面子；的确良布料的衣服、冰片、糖精、火石，也必不可少。海关检查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将整车行李搬进检查房，依照托运单挨个对那些帆布大袋子进行对照，小标签、名字和行李不能弄错，一家人的证件和行李更不能弄乱。
郭蕾从摆着已签证件的小桌子上，顺序拿走一本或数本护照，找出检查对象的行李所在，在就近的检查台前摆好凳子，然后到旅行社带人。一路上还要想好如何问话、先谈什么。
一名西装笔挺的华侨登场。站在乱糟糟的行李旁，郭蕾问得挺细：
“是到珠海会见来自内地的亲属，还是探望边境居民？”
目的不同，验放标准也就不同。会见内地亲属，粮食和副食品免税3公斤、征税5公斤；探望边民，免税只有2公斤、征税限于3公斤。粮食和副食品只是行李的开头。出国出境不容易，回乡探亲更不容易。过关的旅客手提身穿，尽可能用尽免税指标，甚至还有不少人要打些擦边球，藏掖一些涉税物品。几十件衣服、鞋袜、头巾、床上用品、衣料以及橡皮筋、火石等日用品，很快就铺在查验台前的凉席上，堆成了小山。关员点数时，得放几个小凳子以备休息。
查验台上，满是汗渍手印的小算盘劈劈啪啪响起来。郭蕾纤细的手指来回拨动，三上三，三下五去二，三去七进一……
13个税目、6个税级，税率从20%到200%不等。算盘是最基本的计税工具。
“免税手表1只，自行车1辆，收音机1架；可征税手表1只，收录机1架……”关员根据对外贸易部的验放规定点着数。
华侨在一旁等着，旁边是形形色色的入境人员。
近30年后，郭蕾仍会提起当时的“四种人”。在翻查的资料中，这四种人是：华侨、中国血统外籍旅客、定居中国的外国侨民以及出国探亲的中国公民。
四种人，是从境外输送新潮物资的主力军。
洗脚上田
华侨过后，一位阿婆吃力地把两大包新旧衣服拖到查验台前。看见里面有新的绸缎布料，郭蕾问了一句：“阿婆，怎么这么多衣服啊，不是自己用的吧？”
“我的仔好辛苦啊。”阿婆的回答让一些关员摸不着头脑。
“她是说她的儿子娶媳妇。”郭蕾笑了笑，代为解释。台山方言里的“娶媳妇”，在一般人听来就像“好辛苦”。
衣服数量有限，短时间内甄别哪些免税、哪些征税，这难不倒郭蕾，她已经很熟悉《完税价格本》中复杂的商品种类、计量标准以及针对不同旅客的验放规定了。而就在去年7月去四会参加广东省海关第一期干训班之前，她对海关的印象还类似于军队。
这不难理解。即便是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用“谷歌”在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中提取那个时代的印迹时，也只能得到只言片语。输入“1978年海关制服”，得到的就是这样一句与军装类似的解释：
“1972～1978年，男女制服均为军便服，佩戴人民警察式样帽徽及菱形臂章。夏服为棉涤平纹布；冬季为卡其布。颜色均为深灰色(1975年将夏服改为米灰色)。”
1978年，皮肤白皙、扎着一双大辫子的下乡知青郭蕾，腼腆地走进中山县知青办，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名海关招干考试时，对海关的概念难免一片空白。当然，作为中山纪念中学毕业的优秀学生，郭蕾对诸如“人民公社的特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5个条件”、“写出26个英文字母”之类的题目顺利做出了正确回答。
之后就是四会干训班。这是文革后广东海关的第一次大规模培训，有几百人参加，其中拱北海关57人。当时的学习氛围促人奋发，郭蕾还记得，一次英语测验她考了100分，学员中只有4个人得到这个分数。
“其实我知道，那是99.75分。”30年后郭蕾这样解释，做人永远不要自满，离人生的满分永远还有差距。
这更像一个隐喻。6个月的海关业务学习，让这批“洗脚上田”的知青完成了向海关干部的转变。此后，郭蕾始终保持了不自满的进取状态。1979年1月14日正式参加工作后，她凭着这股拼劲，在业余时间不停学习英语会话、各种方言以及商品知识。旅检部门的“老海关”们就是教员，教说英语、汕头话、潮州话，以应对越来越多的讲不同语言的旅客。
海关也在变化。1979年海关换装，压有“海关”字样的铜扣，红底金字长方形的“中国海关”证章，让站在检查台后的郭蕾觉得浑身都是干劲。
改革来了
海关的改革开放从旅检开始。1979年至80年代初，“人人过筛、件件开包”，是对细查细验的形象解释。以1979年拱北口岸的日均客流量分析，早上7点开关直至下午5点半，平均每小时有200名旅客进境，几条进境通道每分钟至少验放3人，每人都携带行李物品，多的可以挑上一担。中午时分，进境旅客开始稀少，但从广州和佛山赶来的出境旅客多了起来。这个时候，郭蕾就被抽调到出境通道。
开放后的第一波移民潮着实惊人，举家搬迁的行李往往把通道挤得难以通行。旅客排队等待海关检查、签字放行，关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和所在科室的签名就简化成了一个代号，比如三科，就写一个狂草的阿拉伯数字“3”。夏天时，总觉得吊扇吹下的是热风，轮到出外休息时，椅子上就留下一个“水印”。
郭蕾至今记得她那时的代号，626。“把毛主席的‘6·26’指示联系起来就记住了。”这个曾经的赤脚医生总是忘不了过去。
忙碌的郭蕾分外警惕。出口现场查的是金银财宝、古董文物，而国家专营的黄金，海关私货估价仅3块钱一克，到了外面就很值钱。进口环节查的是走私物品，包括手表。手表有电子表、粗码表、细码表之分，每一类的估价各不相同。当时大家的月工资才30多块，每当从旅客行李中查获价值两三百元的机械表时，总会产生轰动。郭蕾对手表特别有钻研，原因是在四会培训班的一道考题上吃过亏，当时误认为电子表是高科技产品，应该比老式细码表（机械表）估价高。
所有旅检改革都是从罗湖口岸、拱北口岸走向全国的，郭蕾一次都没拉下。从1979年4月全国海关关长会议确定新时期海关24字工作方针，到1980年6月安装简易闭路电视、1981年安装行李检查机，枯燥而繁杂的全手工查验又持续了1年半的时间。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人过筛、件件开包”式的查验成了绝响。改革车轮滚滚向前，海关也迸发出了新的活力。“快速检查、抽查、重点检查”，“红、绿通道制度”，新型检查设备，集约化管理模式，成了海关改革的新重点。
但大家并没有松劲，郭蕾始终记着进海关时必听的教育案例：1972年年底，香港妇女张仲荔携带内装炸弹的午餐肉罐头进口，被海关查获。
21年后，郭蕾的同事周鑫全在拱北口岸出境通道查到一名携带两只手雷的澳门歹徒。为保护现场关员和旅客，周鑫全一脚把一枚已点燃的手雷踢到无人的查验房，另一枚手雷则被歹徒扔进了旅检现场，所幸是哑雷。
今年奥运期间，拱北口岸所有旅客行李都要经过行李机检查，机关人员被抽调到现场支援，爆炸物是主要防范对象。在口岸值班的郭蕾有时也会走到关员旁边，看看图像，温和地说：“对，盯紧点，不要松懈！”
2008年9月，拱北口岸日均旅客流量23万人次，每分钟就有100多名旅客通过，是全国第二大陆路口岸。郭蕾说，现场挑选旅客重点检查，只是口岸监管的众多手段之一，借助高科技监控设备和风险分析方法，可以让走私无所遁形。她说这话时，拱北口岸的监控室里，203个摄像头正对口岸现场所有角落录像，32个监控屏幕上画面不断切换，综合了70多个风险因子的布控和重点查验指令不停下达。
光荣属于谁
“旅检岗位上的文物、化石。”郭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在海关工作的30年里，她只有3年离开过拱北口岸旅检现场，是拱北海关现任干部中唯一的一个。郭蕾说，干旅检的就是要能吃苦。分管旅检现场的第一天，她就走到了查验台，走进了征税房。
2008年8月30日晚上，郭蕾和1978年入关的同事一起纪念参加海关工作30年。有人说：“郭蕾，你进关做旅检，30年后还在做旅检，真不容易。”这话让郭蕾有些感慨，让她想起了那些艰苦而又生气蓬勃的日子，想起了那首曾经传唱大江南北的歌：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孙海波）
1979年，刚参加旅检工作的郭蕾与同事合影。她们特意选了个有新建筑物的地方作背景，那是拱北地区的第一批楼房。
上世纪70年代的拱北海关旅检大楼，那时还没有口岸，大楼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的金色字牌，与周围荒凉的农田对比，非常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