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代人都有不同故事，我有我的故事。

        我叫冯铁奇，1969年，我和一批同龄小青年离开大上海，到云南元江一个彝族山寨插队落户，我的青春就在这里宿营。在美丽却贫瘠的“广阔天地”里，我们与贫下中农披星戴月，日复一日的辛劳为我们打下了浓烈的人生底色：劳动的艰辛，生活的诚实，以及土地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的公正与严厉，昭示了我未来的人生价值选择。

        1971年，我离开山寨，调派到昆明海关。

        这是一个社会认知度很低的单位。有次去百货大楼买锁，售货员开发票时误以为我是开关厂的职工，海关二字让他们诧异：昆明这地方又不靠海，要海关干什么？

        这种想法在当时多少有点道理。文革期间，中国近乎“闭关锁国”状态，云南进口的商品都是委托广东等沿海省份完成的，出口货物也只是一些农副土特产品。边民间进行的互市交易，最高限额是人民币5元，携带进出境的人民币面值不得超过1元。

        当地的对外贸易几乎是零，海关的主要工作就是查缉边境地区的零星走私活动，走私入境的物品主要是尼龙蚊帐、五星牌打火机、花生米、化猪油、布料和耕牛等日常生活、生产物品，也有零星的鸦片。

        昆明海关此时只是隶属于云南省外贸局的一个处级单位，仅有20来个机关人员，边境上的一些分关甚至划归当地生产大队管辖，寥寥几名关员就在简陋的茅草房里坚持工作。总关只有一部号码为“4437”的电话，这号码放在今天多半没人愿意用，但我们不嫌弃，就靠它来联系边境一线的分关。分关只通“农话”，打电话要提前预约，有时要周转几个小时才能接通。通话质量不好，还常常断线，扯开嗓门“喊”一通下来，喉咙嘶哑、大汗淋漓。当时的办案条件也很简陋，关里仅有一辆北京吉普，还要在出现特别重要的情况时才能使用。平时要办案就骑自行车，由于路况很差，每当边境传来可靠情报需要支援，我们一路奔波，几天后才能赶到。

        云南4061公里的边境线上到底有多少条可以出入境的小路，谁也说不清楚。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常常只带一壶凉水、一点干粮，在漫长的国境线上跋山涉水。白天日头毒，晒得皮肤火辣辣地疼，汗渍将衣服印得斑斑点点直发白；晚上蚊虫肆虐，潮湿阴冷，大家轮着喝口苞谷酒，御寒提神。连续几天在丛林、隘口巡查、蹲守是很平常的事。一次任务执行下来，胡子、头发长得老长，浑身上下都是蚊虫和蚂蟥叮的包。由于工作环境太恶劣，很多同志留下了胃病、风湿、痛风等后遗症。

        还记得1979年的一天，我出差到西双版纳州打洛口岸。朝阳的霞光中，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挂在竹竿上，在打洛海关简陋的茅草屋上空迎风飘扬。当时我热泪盈眶，一生的信念从此奠定。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此时重新设立，作为全国首批9个升格的局级机构之一，昆明海关直属海关总署领导，工作环境、硬件设施都有很大改善。因为缉私任务日趋繁重，昆明海关机关成立了一个10人缉私小分队，联合铁路、公安部门在昆明火车站、东站、客运站等交通枢纽及周边地区打击走私，我是其中一员。同时，沿边的各隶属机构也组建了缉私分队，一支专业的打私队伍开始活跃在昆明和边境一线的口岸、通道上。

        对走私犯罪行为进行综合治理已渐成共识，不同部门办案人员间“比、学、赶、超”的气氛相当浓烈。“海关人”自然不甘人后，为了查缉5点半抵达昆明的火车，我们每天凌晨4点45分起床出发，一直忙到深夜，全年没有节假日、没有“8小时之外”。一年下来，10个人查获200多公斤鸦片、5000多只手表，还有大量黄金、白银。为了抓走私犯，我们猫身钻过已经鸣笛启动的火车车底，在旧城区“人”字形的屋脊上“飞檐走壁”，在崎岖颠簸的山路上驱车狂奔150公里，追上已经出发30分钟的火车。我还空手夺白刃，制伏过一名比我高出15公分的犯罪分子，并曾与一名公安同志合力抓获18人。在边关，我们冒着大雨，饥肠辘辘地守在餐馆外监视着犯罪分子交杯换盏；有时又顶着烈日，在蒸笼似的热带雨林里一蹲就是大半天甚至几天。边境地区昼夜温差大，特别是在冬天，能冲澡是一件让人非常盼望的事。虽然关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但忙完一天后却经常碰上停电，凉水抽不上来，大家只能静静地坐在一旁，等着热水器中的水慢慢凉下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改革开放翻开了新的一页。云南也由改革的末梢一跃成为开放的前沿，昆明、瑞丽、河口、畹町相继成为开放口岸，云南响亮地提出了“打开南门，面向亚太，走向世界”的口号。作为中国、东盟和南亚3大区域经济圈的陆上结合部，这个中国大西南通往东南亚、南亚最便捷的大通道一夜之间恢复了“南方丝绸之路”的神采，往日封闭的西南边疆敞开了怀抱。

        昆明海关更新了执法理念，转变了思维模式，在保持正面打击高压态势的同时，通过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了海关缉私能力，实现了严密监管与高效运作、打击与保护、管理与服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近几年昆明海关风险管理部门发现并参与查获了案值约7000万的走私案件，稽查部门通过稽查补税为国家挽回了数千万元的税款。

        1993年，我当选世界海关合作理事会授予的中国海关十大杰出关员。2003年9月12日，我进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务院授予海关关衔仪式。作为全国227名高级关衔首受者之一，我聆听了胡锦涛总书记对海关队伍提出的“政治坚强、业务过硬、值得信赖”12字要求，接过了总理签发的关衔证书。那一刻的心情，与我30年前在打洛海关看到国旗时的心情如此相似。

        30多年来，我目睹了云南进出口贸易总额由70年代的几乎为零，到1980年的1.1亿美元，再到2007年近100亿美元的跨越式发展；亲历了昆明海关队伍由几十人到几百人，再到上千人的壮大；见证了昆明海关由一个业务相对单一的海关逐步发展为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国际邮件五路监管兼备、业务门类齐全、下辖数十个机构、参与管理13个国家级口岸和7个省级口岸的正厅级直属关的过程。身处其中，我无比真实地感受到，个人的命运、海关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如此接近、如此亲密相连。

        鱼鸟各飞沉，青山无古今。记得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3月份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的前途在哪里？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

        我想，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冯铁奇）

铁鞋踏破青春无悔——80年代的海关人。

上世纪80年代畹町分关列队上岗。

上世纪80年代孟连海关缉私队员在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