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深处的海关
1965年的5月，我从上海淮海中路的空四军转业，分配到新疆喀什海关。海关是做什么的，喀什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但我身上还是有军人的责任感和激情，我打起背包赶赴新疆。
那时候，上海到乌鲁木齐的火车刚刚开通。我就坐着首发车，晃了七天七夜，来到只听过名字的乌鲁木齐。还没看清乌鲁木齐的样子，又跟着其他人坐上长途汽车前往喀什。一路上黄沙扑面，满目戈壁荒滩，与想像中满是草原、毡房、骏马、羊群的美丽景象相去甚远，十天十夜的漫长旅程中，我甚至怀疑自己已经到了天边。
就这样来到喀什，成了吐尔尕特口岸的一名海关关员。那时候，吐尔尕特口岸叫“托云口岸”，曾是汉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1951年后成了中苏贸易交往的重要通道，进出口货物主要是石油、化肥、矿产品、纺织品、畜产品和土特产等。我当时还不知道“托云”在柯尔克孜语中是什么意思，但站在海拔4000多米的口岸，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絮似乎触手可及，“托云”的意思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文人墨客看来，这也许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地方，但对海关工作人员来说，这却是一种考验。这里一年四季都很寒冷，多风却又缺氧，氧气浓度只有69%，被国家列为特类艰苦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动一动都要喘半天的高原上，海关关员每天要有八小时的满负荷工作。口岸上常常停满前苏联的油罐车，大家忙得没有时间吃饭，可也没人叫苦。由于人手少、工作多，口岸采用了轮班休假制度，一般要连续工作两个多月才能下山休息十天，可就连这十天休假也保证不了。海关自己没车，每次上下山都要搭外贸公司或运输公司的便车，为了能及时换班，休假的后三天一般都花在了找车上。大家都不愿意迟到，不为别的，就因为口岸生活艰苦，不想耽搁其他同志休假。那种不掺杂任何功利、私心的兄弟情谊，恐怕只有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中才会有。
1969年，因为政治上的因素，托云口岸暂时关闭，我也离开了那个离云层最近的海关。虽然只在那里工作了四年，“托云”却成为我海关生涯中的起点。
我要飞得更高
从吐尔尕特口岸下来后，我去了帕米尔高原上的明铁盖山口。
这里更高，海拔5000米，在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边境附近。据说“明铁盖”里的“明”字在波斯语里是“一千”的意思，“明铁盖”的意思就是“千头骆驼”，也有人说是“千只野羊”。不管哪种意思，都能从中看出明铁盖在漫长岁月中曾经有过的鼎盛。后来还有学者考证，玄奘取经东归，取道帕米尔高原时，经过的就是明铁盖山口。
美丽的传说和故事都是说给外人听的，对于我们，“明铁盖”就意味着坚守与执着。当时的海关没有现成房屋，只有帐篷，被称作“帐篷海关”。五月时分，山谷里已隐隐有了绿色，但夜晚的丝丝寒风依然会透过帐篷钻进身体。被寒意冻醒时，我就索性把头探出去，头顶是满天繁星，一闪一闪，像偌大的漆盘上散落的珍宝。这时候，会忽然想起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也算是艰苦时代中唯一的一点浪漫主义经历吧。
由于地势险峻，生活物资往往无法正常供给，断炊是常有的事情。这时候，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食品——馕，就成了最受欢迎的美味。说是美味，是对饥肠辘辘的肚子而言，对于触觉敏感的舌头，这是一种折磨。放了十几天的馕，早已没有先前的鲜香，又干又硬，干裂的嘴巴根本就吃不进去，大家只能把它掰成碎块，一点一点往嘴里塞。有时也会到边防部队买一点压缩干菜，用水一泡，够吃好几天。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干粮吃完了，就设法打了一只雪鸡回来，炖在锅里，只喝汤不吃肉，下次吃的时候再加点水。就这样喝了一个礼拜，最后雪鸡肉都成了肉渣，汤也淡得和白水差不多，根本没有什么肉味。
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六年。两千多个日夜里，我常因高原反应头疼欲裂、辗转反侧，却从来没有退缩。是什么原因让我坚持下来，我也说不清。也许是从一踏上“明铁盖”起，弥漫的风雪就把坚定、刚强与寒冷一起刻入了我的骨髓。
后来，为避开克什米尔国际争议区，我们从明铁盖迁到了水布浪沟。明铁盖山口渐渐冷落下来，当年繁盛的景象被人们慢慢遗忘，可那段“帐篷海关”的故事却一直在帕米尔高原上流传，也许，它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家在海拔最高处
1975年，我带着7个人、6万块钱来到水布浪沟，筹建水布浪沟支关。这地方海拔4800多米，虽然比明铁盖的海拔低一些，可困难却远比海拔要高。
水布浪沟听起来不错，有“水”又有“浪”，可实际上，这里只有一望无际的乱石和高耸入云的大阪，“水”只是一种奢望。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我们拉着水车刨冰取雪，水花溅到衣裤上，转眼就结成冰凌；夏天我带着大家搜寻枯草、牛粪，在漫长冬季里，这就是我们做饭、取暖用的重要“能源”。
安心要先安家。上班时，我们骑着牦牛去监管，征税；下班了，大家凑在一起，谋划着盖一幢房子，这是我们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图纸，我们自己画；没有砖瓦，我们自己拉水、拉泥、打土块；没有屋顶，我们牵着骆驼、牦牛，徒步160多公里去割芦苇。三个春秋寒暑，八个人、十几只手割了一年苇子，捏作近3万块泥土块，1978年，终于在水布浪沟建起了200多平方米的房屋。那是一排有顶有墙、有门有窗的“工”字房，尽管三人一间，办公兼生活，没水没电，基本生活物资难以保障，但在我们看来，这些都已算不了什么。我们再不用担心半夜大风袭击，不用担心睡梦中大雪压身，也不用担心醒来时被子和帐篷冻在一起，这就足够了。
这一年我终生难忘。我们搬出帐篷，住进自己建的土房，中华人民共和国乌鲁木齐海关喀什分关水布浪沟支关就此宣告成立，中国版图标示上从此多出了水布浪沟支关这个名称，据说这曾是中国海关的海拔之最。这一年，我被任命为水布浪沟支关副关长，38岁。
我的红其拉甫
1982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开放红其拉甫山口的议定书。经海关总署批准，水布浪沟支关下迁至海拔4200米的皮拉力，更名为红其拉甫支关。
当时苏联还没解体，红其拉甫口岸是新疆关区业务量最大的口岸。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政策，旅客携带物品入境时，要“限品种限数量”，并且“细查细验”。为在政治上稳定民族问题、理解并支持民族习惯，我们在突破总署“小册子”界限的同时，摸着石头过河，最早将一部分行李物品转为小额贸易，为国家征收了大量税款，后来得到总署领导的肯定。
当时的税款挺多，最多时一天能征收50多万人民币、七八万美元。口岸没有银行，海关就自己开税单、自己收钱、自己兑外汇，每星期派人往塔什库尔干县城的银行送一次钱。平时积攒下的几十万、上百万现钞中，甚至有不少一元、五元的小票，用报纸包着、麻袋装着，压在枕头下或是堆在床底下，从来没少过一分钱。
虽然工作很忙，但年轻人精力旺盛，很多人刚从关校毕业，从繁华的都市到了荒凉的口岸，精神上的寂寞和孤独非常难熬。于是，大家在这“世界屋顶”上开了一场舞会。没有女同志，我们派车到塔什库尔干县城，从文工团请来了几位女同志。特地买了一百多根蜡烛，倒不是为了浪漫，而是因为没电。这些都成了那段艰苦岁月中最动人的情节。
后来关里有了录音机，再后来又来了女关员，“世界屋顶上的舞会”就成了固定节目，《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批批年轻关员伴着歌声从青涩走向成熟、从愤激变得豁达，我也从踌躇满志的中年走到了两鬓华发的暮年。
也许正是这些艰难的经历与传统，让红其拉甫海关人总结出了全国海关耳熟能详的“四特精神”，培养了克依纳木、刘苏静、米力干等先进劳模，红其拉甫海关也连续六年被评为“全国海关先进单位”，连续七年被评为“全国缉毒工作先进单位”，受到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奖励多达68次。
35年的边关生涯，我看到海关的人员构成在变，监管模式在变，科技手段在变，但海关精神始终不变。忠诚、公正、兴关、强国，我们坚持这样的信念，直到永远。（讲述/刘敬华 文字整理/段玉莲）
查验台上的刘敬华很和蔼。
红其拉甫口岸，雪域高原上的英雄海关。
新疆吐尔尕特，高山深处的中吉边境界碑。
红其拉甫海关的前身水布浪沟被称作“帐篷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