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冯建华21岁，刚从崇明前哨农场调到上海海关邮办处。拿到调动通知时，她连海关是什么都没搞清楚。“感觉很陌生，”冯建华说，“海关是个啥地方，具体从事怎样的工作？概念很模糊。”
        陌生感很快就被新奇感所取代。邮运监管工作挺有意思，“漂亮的丝巾、五花八门的蕾丝花边、样子时髦的滑雪衫……拆开邮包之前，都忍不住猜猜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新鲜玩意儿。”对年轻姑娘来说，这些东西很有诱惑力。
        30年前的中国，“蓝、白、黑”大唱主角。当季节不分甚至男女不分的服装款式“流行”起来时，进口邮包里最最普通的生活用品也成了让人眼热的宝贝。

邮包变形记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一段粮食短缺的特殊时期。1953年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凭证定量售粮。此后，食油、禽、蛋、肉、豆制品甚至蔬菜也实行限量供应。在票证盛行的年代，只有逢年过节，人们才能凭票购买一些糕点糖果、干货果品，而且数量极少。“或许是因为国内物质条件较为艰苦，七八十年代，进境国际邮包中最常见的物品是粮油、副食品之类的生活必需品。”“那时候，家有海外关系是很令人羡慕的事情，中国人如果有机会到海外工作，就会省吃俭用，给亲戚朋友寄回一些国内市场上买不到的日用品。”这是冯建华最早的邮包记忆。
        因为经济困难，国内居民成了不少华侨和外国朋友眼中的“穷亲戚”。邮寄包裹时，国外寄件人常会顺便夹寄一些旧衣物、旧内裤、旧袜子之类的东西，加上长途运输过程中极易霉变的进口食品，海关邮运监管现场经常怪味弥漫。由于运输不便，或是邮寄物品不卫生，邮包中还往往夹带大量粉尘，进行周转、传递和开拆的过程中，海关查验场地“尘土飞扬”，关员们戏称其为“洋细菌”。为此，当时邮检一线关员的工资条上还专门列有一项“尘毒费”。
        到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进境国际邮包中的内容也开始升级换代，出现了营养品、品牌服装等较为高档的用品。
        今天，不论是高科技产品还是时尚用品，只要国外市场有售，中国市场上很快也能找到。国际邮包中的“主打”物品随之升级为高级化妆品、新型电子产品和名牌奢侈品等。海关检查邮包的年轻关员们开拆邮包时，再也没有前辈们曾经怀揣的那份新奇，“尘毒费”也成了他们闻所未闻的“老皇历”。
        寄送邮包的主体也在改变。空中交通日益发达，如果要携带少量物品进出境，乘坐飞机就能实现，个人之间再没必要像从前那样邮寄生活用品，私人邮包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对冯建华来说，进出口贸易发展直接体现在邮包的变迁中。30年前，私人邮包占进出境邮件总数的九成以上，现在，海关邮运监管现场的大部分进出境邮包都是公司货样和资料。邮包内容完成了从物质资料到精神创造的跨越。

裹藏着的风险

        改革开放前，上海海关没有一个基层海关，仅设8个部门，其中包括邮递物品监管处，机构简单、设施简陋。

        上世纪60年代，上海海关驻邮局办事处的进口邮包查验场所被安排在潮湿闷热的地下室中，几十张办公桌一张紧挨一张，走路都会感到拥挤。“那时候，上海海关在科技应用方面只有少量的、小型的、简易的设备。”曾在邮办工作过的老张回忆道，“监管、征税、查私、统计等工作，主要依赖手工操作，关员的全部工具就是‘一个算盘一人脑’。虽然每人每天的工作指标只有20只邮包，但征税估价需要硬背，快速打好算盘后又要开税单，这对每个关员都是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

        七八十年代，海关对邮运进出口的每个邮件都要例行开拆查验，关员们称之为“细查细验”。冯建华记得，每逢春节，从海外汇来的大小邮包就在监管现场堆成小山，海关关员如临大敌，加班加点，带着口罩和手套在两三层楼高的进境邮包中穿梭查验。

        改革开放后，上海海关成立了技术处，负责全关的科技建设，关里陆续配置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主体的先进技术设施，减轻了关员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邮办处的办公条件也随之大大改善，设立了专门的仓库，从1988年起，还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完善了以技检为中心的监管办法，改变了过去手工操作、“细查细验”的做法。现在，邮办处出口快件监管岗位的一个关员每天能办理一万个邮包的通关手续。在30年前，这会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邮运渠道进境量独占鳌头的局面也一去不返，出境邮包量逐年递增。少数不法分子盯上了中国境内的“好东西”，走私违法暗流涌动，作案手法、走私物品内容和违规邮包数量日新月异。

        1981年，冯建华对一瓶进口药品进行查验时，发现了以卷轴手法夹藏在瓶中的反动宣传品。这件事后来被上海海关以“一事一奖”的形式予以表彰，发放专项奖金30元。“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1元，这次奖励算是重奖了。”冯建华印象很深。

        时至今日，邮运渠道走私的新手法层出不穷，伪报、混装、夹层、多批次小数量的“蚂蚁搬家”，这些都对关员的业务能力和海关科技应用水平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挑战。上海海关为此引入风险管理理念，建立了数据库，对有走私违规嫌疑的邮包实施重点抽查，大大提高了监管效能和通关效率。

        邮运渠道的走私内容也在变化，海关查缉的重点已从过去较为单一的“进境反动宣传品”变成了毒品、文物、古生物化石、珍稀动物制品等，而且，海关还担负起了进出境货物物品知识产权保护的重任，在这项职能上与发达国家海关真正实现了接轨。

        近年来，上海海关相继在邮运渠道查获二级文物剑齿虎头骨化石，三级文物贵州龙化石、鹦鹉嘴龙化石、茂名无盾龟化石，以及战国至清代的文物等。2008北京奥运会期间，邮办处又成功查获多起邮寄物品夹藏危险刀具、反动宣传品等案件。

平衡的艺术

        “七八十年代，海关职责比较偏重于‘把关’，”冯建华说，“这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很大关系。开拆所有邮包、实行‘细查细验’就是那个时代的特殊要求和产物。”90年代后，海关的工作职能和工作理念发生了转变，工作方针转变为“依法行政，为国把关，服务经济，促进发展”，海关工作在“把关”和“服务”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点，在严格把关的同时，越来越注重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海关邮运监管尺度也在不断变化。进出境个人邮递物品限值逐年提高，每次限值从1979年的100元、1987年的200元、1992年的400元一直提高到了1994年的1000元；从国外寄进的邮包，每次免税额从1979年的30元、1987年的50元、1992年的100元一直提高到了1994年的500元。国际邮包收寄业务也逐步放开，30年前上海国际邮包收寄点仅限四川路邮局一家，今天全市227个邮政支局及其所属网点全部开通国际邮件收寄业务，上海的国际邮包收寄点多达500余个。

        随着中国邮政诸多新兴业务的开展，如邮政国际特快专递业务发展壮大，2000年中国邮政航空公司成立，海关监管也相应细化、丰富了监管类别，充实、加强了监管手段。目前海关邮运监管已实施分类管理，将邮包查验岗位按邮包类别细分为个人邮递物品监管、普通邮递物品监管、印刷音像制品监管和快件物品监管等种类，大大提高了监管的针对性和专业性。（张梦麒、余弘颖）

        1991年，上海海关邮办处党支部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